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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以后的术数

这种学识的内容,历经两三千年的流传,自然累积形成为不规则的体系。从宋代开始,便随着宋朝的国运与时代环境的刺激,自然而然有学者加以注意。因此有了邵康节易理与象数之学的兴起,出入于各种术数之间而形成《皇极经世》的巨著了。邵氏之学虽如异军突起掘立于上下五千年之间,但为探寻它的究竟,学虽别有师承,而实皆脱胎于术数而来,应当另列专论。自此以后,中国的"星命"、"星相"、"堪舆"、"谶纬"、"占卜"等之学识,或多或少,都受邵氏之学的影响而有另辟新境界的趋向。此类著作,或假托是邵氏的著述,或撮取邵氏之学的精神而另启蹊径。 
由此而到了明代,"星命"之学,便有"河洛理数"、"太乙数"、"果老星宗"、"紫微斗数"、"铁板数"等方法的繁兴。"堪舆"之学,便有"三合"、"三元"等的分歧。但"九宫(星)"、"紫白"等方法,又通用于"星命"与"堪舆"等学说之间。其余如"占卜"、"选择"之学,则有"大六壬"神数,与"奇门遁甲"等相互媲美。综罗复杂,学多旁歧,难以统一。且因历代学者儒林--传统的习惯观念,对于这些"术数"学识多予鄙弃,并不重视。专门喜爱"术数"的术士或学者,又限于时代环境的闭塞,读书不多,研究意见不得交流融会。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处处皆是,因此驳而不纯,各自为是地杂乱而不成系统。到了清初,由康熙朝编纂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罗列资料,颇具规模。但并未研究整理成为严谨的体系,而且没有加以定论。乾隆接踵而起,除了搜集选择"术数"等有关的著作,分门别类,列入《四库全书》以内,又特命"术数"学家们,编纂了《协纪辨方》一书,以供学者的参考。对于学理的精究,毕竟仍然欠缺具体的定论。 
但是,它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幕后具有的影响力量,依然如故。只是人人都各自暗中相信、寻求,但人人又都不肯明白承认。人心与学术一样,许多方面,都是诡怪得难以理喻,古今中外,均是如此。所以,对于幕后文化明贬暗褒的情形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